1987年，一位四川巴中人拿着一张准许进垃圾场捡垃圾的条子叩开了北京垃圾场。当时随手开出条子的这位北京官员，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在这一天开启一个“垃圾江湖”。不到几年时间，北京的废品行业从无到有，涌入了几万人。当时只有47万户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更是有25万人散布在全国各个城市以捡垃圾为生。
有钱赚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中国亘古不变的道理。
经过争斗、磨合、调停、商议，北京的已经近10万人的“垃圾江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终于确定了各帮派的势力范围：“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在四环外分类卖给下游加工商；“江苏帮”负责回收地沟油。这一势力范围也渐渐地被复制到了全国，成为了行规，直到今天，还有人严格按照着当年的地盘划分和线路操持着旧业。
那些坚守着江湖道义却逐渐被时代抛弃的“老炮”总是让人有种莫名的感动。
随着垃圾分类将在上海之后的46个城市全面实施，这个江湖已经到了末路。
讲述加勒比海盗的美剧《黑帆》里有段对白我一直很喜欢：“海盗的时代要结束了。”“是因为英国人要来了吗？”“不，是文明要来了。”
在这场席卷全上海的垃圾分类运动中，上海人严防死守，用“你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拷问，把垃圾分类做到了极致。虽然过去也搞过袋装垃圾运动和垃圾分类的宣传，但像这样，直接采取突然死亡法一步到位的，从未有过。与此对应的是，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中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35%以上。
垃圾强制分类，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
一方面，之所以过去“垃圾江湖”可以在一座一线城市轻松养活十几万从业人口，是因为垃圾丢弃的混乱，需要大量一线人员手工去分拣垃圾，在一车又一车、一箱又一箱的垃圾中寻找有价值的垃圾，来换取利润。而垃圾强制分类意味着这部分人没有了工作空间。
另一方面是垃圾处理的整个链条变得封闭了，从分类到回收再到垃圾处理厂填埋或焚烧，整个过程在专人的监督下愈加封闭，没有了社会闲杂人员染指的机会。事实上，大城市的垃圾场出于安全原因考虑，早已不再准许拾荒者入内。而源头上的分类回收，则堵上了这些从业人员最后的介入空间，也就等于是将小、散、乱拒绝于这个产业之外。
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中国的垃圾管理制度正在从原始粗放的市场主导型，转变为政府主导型。显然，强制分类只是源头上的表现，在其背后，将会建立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甚至兴建大量垃圾处理回收工厂。这对于解决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垃圾围城困境，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纵然时代要进步，“文明要来了”，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垃圾江湖”否定。翻垃圾箱捡瓶子落后吗？落后。但低效吗？并不低效，反而很高效。有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根据人民大学2015年出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中国人均垃圾清运量1.12公斤/日，仅次于统计中的中国香港和美国，日本2020年的目标不过才0.89公斤/日。而在回收率方面，垃圾分类最为严格的日本2010年资源回收率也只有20.8%，甚至还不如我们很多大城市。
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是全世界废弃饮料瓶、废金属、电子产品和其他材料的主要处理中心，这还是在国内没有垃圾分类制度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其依托的正是“垃圾江湖”。他们是最为高效的分拣团队，“江湖帮派”的明确分工，让整个回收系统在市场化下平稳运转着。
即便与那些垃圾分类严格国家相比也丝毫不落下风。因为垃圾分类需要很高的专业能力：同样是塑料，热塑性可以回收，热固性却很难回收；同样是金属，不同的金属需要交到不同的回收工厂；一个手机上卸下来的不同废料达上百种，这甚至要寄到不同地区去处理。区区几个垃圾桶的区分，对于垃圾回收来说，依然过于简单，根本无法支撑起整个垃圾回收系统，倒是中国靠人力做到了。
而我们常拿来比较的日本垃圾分类制度，与其说是为了回收，倒不如说是为了焚烧，其分类方法更倾向于提高焚烧的效率，而非回收效率。同时，高素质的日本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垃圾分类依然糊涂。在最近的热播日剧《轮到你了》中，一名对垃圾分类格外敏感的角色每天都在纠正楼里其他人的垃圾错误丢弃，由此可见其错误反倒是一种常态。这也使得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普通人根本不具备垃圾分类的能力。
社会终究是要进步的，“江湖”终归是要逝去的。但进步并不只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机器取代人的过程，也可以是旧人员升级适应新系统的过程，更可以是按照人的特点设计建立新系统的过程。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江湖人”吸收进要建立的垃圾回收体系，将小散乱的他们正规化，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让他们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则是远在分清楚是什么垃圾之外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编辑：孙明胜 校对：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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